朱旦华（1911-2010），系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的贤内助。
1932年，我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我抵达延安，并于次年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公学首批前往新疆的学员之一。在新疆期间，我曾担任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以及省政府的委员等职务。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有幸与毛泽民先生相识，并最终结为连理。
1942年9月，盛世才将其软禁，次年年初，他步入牢狱，历经了严酷的考验。至1946年7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他重返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以及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马社香女士，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同时也是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曾在2002年7月30日及31日、以及2006年11月和12月期间，多次接受了朱旦华的专访。以下是整理后的采访内容摘要。
马社香：朱老先生，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的家庭与婚姻状况，一直是国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围绕他的一生中三次婚姻的种种传闻，社会上不乏议论之声。作为他的亲族，您对此的了解自是比常人更为深入。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的个人见解？
朱旦华表示，若要公正评价，他坚信毛主席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才华与男性魅力的杰出人物。他不仅文治武功，成就非凡，而且外貌高大英俊。此外，毛主席在对待婚姻家庭方面亦显得极为严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丈夫。
朱旦华
于1937年8月，我有幸结识了江青，同年11月，我有幸得以面见毛主席。翌年10月，我与毛泽民亦相识。1949年，我又与贺子珍有了交集，我与他们均有着直接的接触，并且有过多次深入而细致的交谈。相较于那些仅凭传闻便撰写毛主席生平故事的人，我或许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至于杨开慧，我未曾见过她。她英勇就义之时，我尚在上海求学。然而，毛泽民对杨开慧的事迹却了如指掌。
1939年和1940年间，毛泽民曾多次与我交谈：“1920年冬日，兄嫂喜结连理，次年冬天，我遵从兄长之命，离家投身革命，抵达长沙，党支部便设立于兄长家中。兄长性格刚毅，嫂嫂性情温婉，他们以诗相和，别有一番情趣。孩子也十分乖巧。”“我失骄杨君失柳”，主席对杨开慧的深情，犹如穿越时空的纽带。若非杨开慧不幸牺牲，我想，他们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才子佳人般幸福美满的夫妻，他们情深义重，育有子女，更有着“诗”的韵味。
马社香：我曾专程前往杨开慧的故居板仓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她年仅12岁时便已能创作出古体诗，其作品如《和女友李一纯》便是例证。
朱旦华赞许道：“杨开慧的五言诗确实颇佳。自主席率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井冈山征程，两地音讯隔绝，杨开慧心中对主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她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挥毫泼墨，创作了许多篇篇动人的诗文，例如——”
“逆风起于平阴地，严寒侵袭至骨缝。远行的你，是否安好，波涛是否又起波澜？脚疾是否痊愈，冬衣是否已备？孤身一人，谁会关怀，是否也感凄凉？书信难传，无人可询。遗憾无翅，不能飞去见你。见你不得，心中愁绪难消。”
她对主席的崇敬之情，在字里行间流露无遗。在我看来，主席为了中国革命，不仅付出了众多亲人的生命，更献出了他珍贵的诗友之谊和那段传奇般的爱情。
马社香：为何称其为“旷世爱情”？
朱旦华：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爱情，难道不是超越了时空和一切俗念吗?说旷世爱情，也很贴切。我听说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骄杨”二字有不同版本，刘松林、邵华姊妹曾经向主席要过这首词，主席写的就是“我失杨花君失柳”，两姊妹问为什么，主席回答：“用‘杨花’来形容也很恰当。”
在主席心中，杨开慧永远保持着青春、柔美与光彩，即便岁月流转，她的形象依旧鲜活动人，永不褪色，如同一种至高境界的永恒之恋——“两情相悦”与“生命相许”，深深萦绕在灵魂深处。这不正是流传千古的伟大爱情吗？
在严格的定义下，这乃是一种蕴含共产主义人生哲理的卓越爱情，一种将革命至上、灵魂永恒相依的非凡爱情。主席对杨开慧的深情厚谊，这种情感与青春活力、赤子之心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追求紧密相连。
马社香提出：这种爱情达到了灵魂与生命相互承诺的至高境界，那么，毛主席对贺子珍的爱情又是怎样的呢？
朱旦华：你所提出的问题颇有“狡黠”之嫌，甚至带有几分幼稚。爱情本不应进行横向的对比，或者说，这种比较方式本身就缺乏科学性。每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主席对杨开慧的爱如此，对贺子珍的爱亦然。
在我看来，主席对贺子珍的深情同样深厚。这种爱，源于革命者之间特有的背景与条件，它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关怀与体贴，以及工作中彼此的扶持与支持。
我曾听闻毛泽民提及，自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与井冈山之间的秘密通道不幸被敌军截断。当井冈山方面接到杨开慧不幸遇难的消息后，袁文才便细心安排贺子珍悉心照料主席的日常起居。随后，他们在庙宇之中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以酒水为证，共结连理。贺子珍自此后便深陷于与主席的真挚爱情之中，终身无法自拔。
解放之后，贺子珍在江西度过了一段悠长的休养时光。某日，我有幸陪同她参观工业展览，展馆入口处伫立着一座毛主席的雕像。贺子珍立于雕像前，久久未动，口中低声细语，似乎在与之对话，亦或是与主席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归途中，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杨开慧已逝，你便与我结为连理；若我尚存，你却与他人共度余生。”此言犹如刀割，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底。我反复揣摩，深刻领悟，从中窥见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真相。
第一，贺子珍与主席于1928年夏日初结连理，而那时井冈山上流言四起，称杨开慧不幸离世，长沙的报纸亦有所报道。自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纷纷背叛革命，他们宁愿错杀万人，也不愿放过一个革命者。井冈山上虽屡次派人下山寻找杨开慧，却始终不得其踪，杨开慧之死，在井冈山已成共识。
第二，主席对贺子珍亦怀有深厚的感情，两人十年夫妻情深意厚。因此，贺子珍内心深处潜藏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只要她尚在人世，主席便会始终等待着她。
第三，江青是在贺子珍离去之后，才与毛主席在延安相识的。若有人因丈夫与女记者多谈几句、多饮几杯便心生不满，那么当她察觉到其他女性可能接近她的丈夫时，她不可能轻易离开。在红军时期，毛泽民与贺子珍关系密切。毛泽民从苏联归来后，或许曾在共产国际党校与贺子珍有过一面之缘。
毛泽民曾向我提及，二嫂性格刚毅，与兄长偶有争执，然而争吵来得迅速，去得也快。兄长常以谦逊的姿态对待嫂子，或许正是这份谦逊，使得贺子珍敢于介入主席与其他女性的对话，并且固执地不愿进行反省，期待着如同往昔，主席再次展现他的宽容。再者，或许正因有了这样的情感积淀，贺子珍在主席离别十余年后，于1949年自苏联返回东北，并准备重返京城，续写前缘。
“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这可能就是贺子珍进京的心结。只有主席能解开贺子珍的心结。
1959年7月，他在庐山提出和贺子珍见一面，为此还请我和井冈山老战士曾志等一起吃了一次饭，商量接贺子珍上山之事。主席在餐桌上坦然地表示，“甚是渴望能与子珍相见。”曾志曾是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的亲密好友。
主席无疑是希望亲自为此事作出说明，期望贺子珍能够心境平和，安享晚年。他们携手走过十年的婚姻，共同度过了数十年的战斗岁月，主席对贺子珍的深情厚谊，更是让人倍感温馨。
马社香提问：贺子珍和江青是否曾在延安有过会面？江青具体是在何时抵达延安的？
朱旦华表示，江青在“文革”期间的确犯下了一些不得人心的错误，然而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开战，我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介绍，曾前往探望江青，商议一同前往延安。那时，江青正患肺病，正在接受治疗，并计划稍作休息后再启程。这一时间点便落在了1937年8月下旬之后。那时，贺子珍已经离开了延安。关于这一点，我曾向中央妇委的几位大姐咨询过，她们都证实江青抵达延安时，贺子珍早已离去。
马社香：我曾深入延安、西安、兰州以及新疆等地进行过实地考察。贺子珍抵达西安的时间是1937年7月。她原本计划前往上海接受治疗，但在“八一三”战役爆发后，她改变了主意，决定前往苏联。毛主席曾派遣专人前来劝说她留下。当时，江青仍留在上海，尚未启程。贺子珍离开延安，与江青并无瓜葛。
1937年11月，贺子珍抵达兰州。彼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接到毛主席的电令，恳请贺子珍返回。谢觉哉与妻子王定国不辞辛劳，反复劝导，然贺子珍坚决要求等待飞往苏联的航班。终于，她在一架货运飞机的搭载下，于12月25日上午抵达迪化。我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及新疆档案馆进行了核实，证实贺子珍于当天中午抵达迪化，飞机仅在该地机场补充燃油，随即于下午启程飞往苏联。
朱旦华评价道：你对此事的实地调查非常认真。据贺子珍在南昌疗养期间所提及，毛主席曾三次试图挽留她：首先是在西安，主席亲自传话并发电报；其次在抵达兰州时，主席再次发电报表示留恋；最后，当贺子珍前往苏联后，主席寄去一封信，内容是：“难道我们真的要这样分别吗？”贺子珍回复：“是的，就此分别。”贺子珍还提到，这封信是毛主席亲手写在一条他亲自使用过的手帕上的。毛主席性格中情感丰富，对旧情难舍，他始终渴望挽回这段感情。
马社香：换言之，毛主席正是在接到贺子珍的这封回信之后，才开始与江青建立起正式的交往关系。在2002年，我曾对一位警卫员赵登本进行了采访，他是一位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红军。他在抗战初期曾在中央警卫连服役，他清晰地记得在延安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毛主席也亲临现场。
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那么如何评价毛主席与江青的婚姻?
朱旦华回忆道：1938年秋季，主席与江青喜结连理，彼时距贺子珍告别延安已逾一年。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尚无现今所谓的正式结婚证书。一段事实婚姻的终结，与另一段婚姻的开始，均属合法，亦符合情理。
主席对待江青与对待贺子珍一般，同样显得颇为谦逊。平心而论，他们之间的感情亦颇为融洽。我们理应避免因江青后期涉及的政治争议，而对这段婚姻作出不公正的评价。以下，我将提及几件事情。
自江青诞下女儿李讷之际，她便不幸罹患了严重的妇科疾患。为寻求救治，她曾不止一次地前往苏联进行治疗，其中就包括妇科化疗。1951年10月，我有幸造访主席的府邸时，江青已是第二次从苏联治疗归来。此后，她再次赴苏联治疗两次，虽历经反复医治，却成效甚微。在那个时期，化疗的技术尚不如今日之先进，治疗过程对患者而言痛苦不堪，且后遗症亦不容忽视。
1959年，在庐山之巅，江青曾对我坦言：“我如今已形同废人，稍感风袭便疾病缠身。稍加活动，便浑身虚汗淋漓，甚至攀登山巅时险些晕厥。医嘱我需适度运动，以免受凉，更不能遭受风吹，更不能穿着湿衣。我稍作运动，舞蹈一番，便需更换衣物。无人料到我竟有此疾，竟有人误以为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气。”
其实，主席对江青的爱意，更多的体现在某些志趣相投。他俩在京戏方面都有较高的素养，人人皆知。他们之间也有诗画唱和，我说的画主要指江青的摄影作品。主席对江青认真学摄影一直比较支持。
在20世纪50年代，主席亲自邀请石少华担任江青的摄影导师，并特地在家中设宴款待，郑重其事地委托此事。听闻江青早年于上海便对摄影情有独钟，然而摄影技艺的精进则始于解放之后。至于江青在摄影艺术方面的造诣，我自愧不如，不敢妄加品评。
我要谈谈1961年她在庐山拍摄仙人洞照片的往事。那一年夏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江青随同主席一同登山。在中央会议召开的前夕，江西省委在庐山举办了一次会议——即1961年7月18日至29日召开的全省精简职工与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会议——我并未随众人下山，而是选择留宿山上。江青曾特地前来探望过我。
客观而言，彼时的江青显得尤为谦逊诚恳，并无半点傲慢之态。我们闲聊家常，她提及自己正在拍摄庐山之上的云彩，听闻此言，我不禁笑了出来。云，那般飘渺不定。自古以来，描绘或勾勒庐山云彩的画作与诗篇颇多，然而真正堪称佳作、流传至今的却寥寥无几。江青表示，她并未多想，只是主席与她都对庐山的云情有独钟。
1961年的夏日，主席屡次造访含鄱口，悠然观赏山川云霞之美，并重新誊写了李白的《庐山谣》，分别赠予刘松林和庐山党委。同年夏，江青在庐山捕捉了大量云海奇景，各具特色的取景角度令人赞叹。她精选出若干佳片放大，置于180别墅——亦即庐山的美庐别墅，那里曾是主席与江青在1959年及1961年夏的歇息之地——的二楼客厅桌上。其中，有一张便是著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某日，主席在书房处理公务后稍作休憩，步入客厅，目光不经意间落在那张照片上，遂拿起仔细端详。主席对这幅照片的灵感深表赞赏。
江青曾对我说过，主席多次凝看照片，认为环绕苍松的乱云从容不迫，象征着我党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苏联对我们是重重围困啊。主席就在庐山180别墅，为这张照片题写了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他还附上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字样，而李进正是解放初期江青深入基层调研时所使用的化名。
1961年主席还为江青拍摄的几张女民兵练兵照片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握五尺枪，曙光初照映演兵场。中华儿女志向奇，不爱红颜偏爱装。”这幅作品图文相映成趣，诗画相得益彰。在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周边地区形成越来越严密的包围圈。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主席果断提出“大办民兵师”的方针。江青深入生活，捕捉灵感，以极具艺术性的手法生动展现了这一战略思想。
马社香：我看过一些江青拍摄的这类照片，也曾先后采访过主席身边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吕厚民、钱嗣杰等诸位老师，他们对江青作品所具有的摄影艺术都比较肯定，都提到主席对江青摄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直比较关注。
朱旦华表示，我们应当对那些公正评价江青在摄影领域贡献的摄影家表示感谢。作为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因对主席的崇敬而过分夸大江青的摄影成就；同样，我们也不应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有意或无意地扭曲或贬低主席与江青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我看来，主席不仅是一位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和诗人情怀的人民领袖，而且在国家长期战略的规划上，他总能深思熟虑，兼顾深远；在婚姻与情感的领域，他亦不断追求着一种宛如诗词歌赋般的和谐至高境界。
从年轻时起，他对爱情就是追求琴瑟相偕的战友关系。他对杨开慧、贺子珍都体现了这种追求;与江青之间，客观地说也体现了这种追求。主席对爱情婚姻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感情生活方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加分析地将其简单化甚至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
主席离世已数十年，然而他那在延安时期对共产党人发出的号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远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对这“五种人”的定义，字字句句都饱含着肺腑之言。正如文风反映其人，主席的一生正是如此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