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在众人的心目中，宛如一位尚未盖棺定论的关键人物。

众人皆言其德行高尚，严于律己，廉洁自持。纵然未曾留下显赫的功绩，他却以勤恳不懈的精神，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亦有人声称，他极端奉行“左”倾路线，专事整治他人，且与“四人帮”勾结紧密。若非早年不幸病故，恐怕早已演变为“五人帮”的一员。

在人们对人物的评判上，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对于历史上的个体而言，他们却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不容许评说者随心所欲地为其涂抹色彩，无论是褒是贬。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

柯的官场之路颇为坎坷，在延安整风期间遭受康生的诬陷，导致妻子含冤自尽。建国后，他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以及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他可谓权势显赫，威震四方。

柯庆施身形高挑，鼻梁更显宽大，在延安时期，他因此被亲切地称作“大个子”、“大鼻子”，人们亦习惯以“老柯”称呼他。

南迁之后，柯的地位迅速攀升。他面容庄重，不苟言笑，步履略显蹒跚，身姿微驼，因此人们开始尊称他为“柯老”。即便是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也戏谑地称呼他为“柯老”。自此，“柯老”便成为了对他的一种敬称，尽管当时他年仅五十余岁。

1957年，因被指控“思想右倾严重”，我失去了在《劳动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职位，随后被调配至筹备创办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在此期间担任评论员一职。到了1963年，我晋升为市委副秘书长。

在1958年至1965年间的七八年里，除定期为《解放》杂志撰写评论员文章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人的指导下工作。我为他们草拟了约六十篇讲话稿、工作报告和理论文章。此外，我五次陪同他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多次随柯庆施深入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与他们的接触颇为频繁。

本人对柯庆旋的过往经历和活动细节并不悉知，亦无意深入探讨对其全面性评价的议题。本文旨在如实记录我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与柯庆施的交往经历，为读者提供了解柯庆施相关情况的一扇窗口。

我记忆中的事实片段虽不连贯，具体日期亦难以确切回忆，然而，这一切均系我亲历之事实。

01、跟随毛思想路线

柯庆施抵沪后，迅速赢得了毛泽东的青睐，这主要得益于他在1957年底至1958年初的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的精彩报告。

该报告初稿由上海团队起草，随后递至杭州供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胡乔木和田家英进行了一系列修改，期间浙江省的陈冰和上海市的张春桥亦参与其中。最终，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并定稿。

本报告的名称为《乘风破浪，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上海建设》，其内容系基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所蕴含的精神要义而撰写而成。

报告指出，上海地处台湾海峡之畔，虽需强化战备，亦应把握和平机遇，推进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其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潜力。此方针被精炼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八字，毛泽东对此表示高度认可。

尤其是报告强调“鼓足干劲，乘风破浪”，这与毛泽东当时酝酿推动全国大跃进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

毛泽东对柯庆施赞许道：“此份报告写得甚佳，正如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进行革命与建设，须具备这种振奋人心的精神风貌。”

毛泽东将上海某地区的党代会报告批转给新华社，并要求全国各报予以转载，此举在当时尚属首次。实际上，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将这份报告作为推动全国大跃进的舆论铺垫。

柯庆施作为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人，声名因此响彻一时。这一“八字”方针对上海的市政建设带来了显著而积极的转折，同时促使柯庆施更加坚定地与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保持一致。

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柯庆施便已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他与陈丕显并肩作战，一方面日以继夜地主持各界座谈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硬着头皮”倾听各界人士的言论和意见，另一方面则在内部秘密排查，计算比例，巧妙地“引蛇出洞”。

1957年3月20日，我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市友谊电影院发表的讲话，那段话语至今仍历历在目，铭记于心。

在会议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无需畏惧”，并提出“允许大家发表意见，即使天空崩塌，亦不会塌陷”，并在主席台上对柯庆施大声疾呼：“你们的言论还不够大胆”，“仅限于三分之一的勇气，最多不过五成”，柯庆施在一旁微笑着，频频点头赞同。

不久，一波接一波“出洞”的“右派”纷纷被纳入法网之中，毛泽东对上海严格执行中央指示表示高度赞扬，认为其行动“非常坚决”。

彼时，上海不仅将文化领域内众多知名人士错定为右派，亦将敢于提出异见的资深同志，诸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及众多地下党老同志如周克等，一并划为右派行列。

在市委书记的讨论中，提及巴金时，柯庆施提出将巴金定为右派的主张，称其为资深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指出，巴金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有啥吃啥》中流露出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对此，陈丕显表示既可同意也可反对。而石西民则坚决反对将巴金归入右派行列，强调巴金在青年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且在抗美援朝中表现出色，认为他不应被划入此类。经过一番争论，柯庆施最终放弃了这一提议。

此时，柯庆施的举动展现无疑，他对于毛泽东所倡导、所提及的一切，无不思想契合，即便赤脚行走，亦会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

大炼钢铁

随着“大跃进”的号角声声响起，柯庆施的“左”倾思想亦随之膨胀。上海早已拥有众多大小不一的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范围内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柯庆施甚至决定在市区内推广小高炉炼钢。

在那个时期，我供职于《解放》杂志，隶属于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柯庆施同志提出，市委机关的干部应当发挥模范引领作用，于是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我们着手修建了一座简易的土高炉。机关干部们分成了三班，轮流进行劳动。

若无铁料，如何能够铸成钢材？柯提议，城市中处处可见铁门，这难道不是现成的铁质资源吗？而且，每家每户的废弃铜铁也不在少数。

于是，众人纷纷将家中的铁锅献出，甚至强行拆卸铁门与铁窗以炼制钢铁，这一幕幕奇观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下上演，高楼大厦旁冒起了滚滚黑烟，狭窄的弄堂里也开始了废钢的熔炼。

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赴上海钢厂与机械厂进行实地考察，并提出了“赶超英美”的响亮口号。随后，柯庆施亦迅速跟进，前往工厂进行鼓舞人心的动员工作。

作为一座工业重镇，上海在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后，原材料进口受阻，生产发展遭遇重重困难。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指引下，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其中，展现出极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通过大协作的方式，成功自主研制出了万吨水压机。

借助微型动力装置精雕细琢，制造出重达百吨乃至数百吨的巨型机械设备，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蚂蚁啃硬骨头”、“猴子驾驭大象”的加工方式，这不仅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士气。

毛泽东参观完毕，赞叹不已，随即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起一场全民参与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

受“左”倾思想的引导，忽视了条件限制，以政治优先取代了实际需求，导致广大工人的积极性误入歧途。这种做法引发了浮夸风的盛行，每个工厂、每个人都纷纷追求所谓的“车子化”、“超声波化”，不仅劳民伤财，还制造了大量生产中无法派上用场的设备。

此举导致科技被过度简化，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拔高，以致真理被误判为谬论。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士，早年曾就读于简易师范学校，并在北京及东北诸多大城市从事过地下活动，积累了些许阅历。然而，他在工业管理和经济建设方面并不擅长。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柯庆施误以为政治的主导地位可以包揽一切，推动一切，于是试图以运动的方式指导生产，导致了不少不必要的损失。

这种倾向性偏“左”的作法固然弊端丛生，然而在中央领导人错误的思维模式和指导方针影响下，亦不宜将所有责任简单归咎于地方领导者。

02、一言堂导致党内生活异常

鉴于柯庆施身为市委的第一书记，在当时的党政体制框架内，第一书记握有最终决策权，常常是定于一言，独断独行，导致党内生活陷入了极不正常的境地。

市委内部，设有两位中央委员，一位是柯，另一位则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彰显“第一书记”地位之重要，常以批评他人之方式，凸显自身观点之正确。

陈丕显负责分管农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在上海规划卫星城镇的过程中，闵行区被定位为大工业区，其中坐落着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型工厂，货运往来频繁。因此，在上海与闵行区之间修建一条一级公路显得尤为必要，尽管此举占用了一些农田，但这是无可厚非的，属必需之举。

柯在考察完毕后勃然大怒，趁机大肆渲染，指责道：难道你们连饭都不吃了？占用耕地，难道天上会自行降下粮食？马路修建得如此宽阔，完全是纨绔子弟的做派。

在市委会的会议上，他多次进行严厉的批评，并且主持召开了全市干部大会，责令市委的一名副秘书长上台进行公开的检讨，此举实际上是对陈丕显的全面打压。

如今显而易见，伴随经济的不断增长，这条公路的建设质量颇高，其并非过于宽阔，反而更显精巧狭窄。

在1962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中，为深入总结“大跃进”期间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与会各省市代表团纷纷举行会议。在讨论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时，各代表团的主要领导人均率先垂范，带头进行自我批评。

柯庆施深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报告持有不满，因而他选择沉默，亦未对自身进行反思。面对此况，陈丕显不得不亲自撰写了一篇检讨稿，呈递给柯庆施审阅。该检讨稿便是在会议期间，由我负责草拟而成。

在讨论过程中，柯某察觉到讲稿中提及“我发扬民主尚有不足”，不禁勃然大怒。他故意在陈丕显面前，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这种表述是想表达什么，是倡导无产阶级的民主精神还是其他何种民主理念？”

或许在陈丕显的内心深处，这句话旨在揭露柯氏的痛处，然而如此表述却是切合实际的。

柯某此言，暗指他人以示责备，对我们的训斥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那气势之磅礴，堪称一绝。

实则这场所谓的检讨，并未揭示出任何实质性问题，甚至“发扬民主不足”这样的表述，也沦为了禁忌之语。

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

“马达，你有没有看到主席签发的电报内容？你知道这次会议由谁发表演讲吗？快告诉我，快说……”

我感到困惑，不知所措。

他连续批评了约二十分钟，我内心焦虑，汗流浃背。待我稍作冷静，取过讲话稿重新审视，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讲话稿的开头仅提及他是市委第一书记，却遗漏了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鉴于柯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发表讲话，这不过是由于多次修订过程中的一时疏忽。稍作修改，便可弥补这一遗漏。

此刻，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那些自诩为整人高手的人，往往过于高估了自己。这或许也是身不由己，被名利所束缚的无奈吧。

插一段故事。

在党员干部大会上，柯庆施屡次以严厉的语气指责部分干部沉溺于跳舞。当时，众多机关单位每逢周末都会举办交谊舞晚会，旨在提供休闲放松的机会。然而，柯庆施在会上明确指出，部分干部对工作心不在焉，过分热衷于跳舞，这被视为革命意志退化的象征。他进而下令，市委机关今后不得再举办此类舞会。

众多干部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他们亦感无奈。我确实未曾目睹柯在市委机关翩翩起舞。

然而，当毛泽东莅临上海，停留了两日三夜之际，柯连声特意关照市委办公厅，要求组织一场舞会。

文化俱乐部，即如今的花园饭店，拥有一流的舞池。办公厅便会发出通知，派遣汽车接送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机构的女工作人员，作为舞会的舞伴。

我曾目睹，毛泽东同志跳舞的姿态宛如闲庭信步，那些女同志们纷纷投入他的臂弯，与他一同共舞。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柯庆施竟公然违背了自己所制定的禁令，亦步入了舞池，随之翩翩起舞。

在市委机关，两位领导干部——一位副书记与一位副部长，对历朝字画情有独钟，时常光顾文物商店，选购心爱之物。此事恰巧被柯庆施察觉，在市委常委会上，他多次予以严厉批评，指出部分领导同志未能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反而沉迷于寻宝古董，如此行为，不过是沉溺于享乐，背离了为政之初心。

面对这种随意拔高的指责，与会者无不感到震惊。

柯庆施对报纸的掌控尤为严密，他严格遵循毛泽东“第一书记必须亲自把握报纸导向”的指示精神。

然而，他所言的“抓”，实则主要指的是批评，且他倾向于将批评升级到过度的程度。

昔日，《解放日报》的主编与副主编得知柯庆施即将与他们对话，心中不禁焦虑万分，生怕踏足他的办公室或住宅。然而，柯庆施却反问他们：我门前有棍棒吗？为何你们会害怕来到我这里？

正值中东战事如火如荼之际，《解放日报》国际版的一则新闻报道标题显得过于客观，此事本无足轻重，只需今后留意即可。恰逢毛泽东在一场会议上就国际形势发表了见解，柯某便以此为例进行批评，指出这是关于你们站在何种立场的问题，以及是否具备阶级斗争意识的问题。

又于近期，《文汇报》学术版刊登了知名经济学家沈志远先生的署名文章。文章中阐述，唯有施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方能有效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然而，若分配机制存在偏差，亦可能引发社会公平性问题。

我深感这篇文章笔触精妙，然而，柯庆施却对此感到极度不满，他要求我将《文汇报》的总编辑召来，对其进行质询。

你们为何要发表沈志远所写文章？他身为民盟成员，系党外人士，难道我党所定的政策需要由他们来作出解读吗？

我亲耳聆听柯的言论，心中不禁感到难以置信。一个人若被“左”倾思想所蒙蔽，竟至于连是非曲直都不再分辨。

众多事实表明，柯庆施全然遵循毛泽东所倡导的“左”倾思想体系进行思考和行动，甚至在某些领域内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他实行独断专行，喜好打压他人，并推行了“左”倾的错误路线，这在上海的干部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鉴于中央体制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加之党内民主机制尚不完善，此类现象的产生在所难免，且其自行矫正亦非易事。

这种“左”倾错误，尽管对国家建设与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但这一错误并非孤立于个别个体，亦非仅限于某些具体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特征，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中也以不同程度的形式存在。

因此，对于此类错误的清算，我们不应仅仅追责于个人品德与责任，而需从指导理念、路线方针和政策层面着手，纠偏错误及其带来的后果，并通过改革体制与制度来彻底解决问题。

03、有政治觉悟，勤勉廉洁。

在柯庆施的领导生涯中，虽存在推行“左”倾路线的失误，然而在个人思想与工作作风方面，亦不乏值得肯定的闪光点。

在与他的交往中，我逐渐认识到，柯庆施虽身居要职，却并非典型的政客或官僚形象。他既非无才无德、夸夸其谈之辈，亦非那些庸碌无为、沉溺于琐事之人。他拥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够深思熟虑国家大事，擅长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尽管他的思想深受“左”倾路线的束缚，但他的能力和境界，远非那些平庸之辈可比。

每日清晨，他便踏入办公室，首要之务便是翻阅报纸。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当日的本市各大报纸，以及一份《人民日报》。

他日间投身于会议与公务，而夜晚则沉浸在阅读之中，审阅民众来信，并与他人交谈。他的社交活动寥寥无几，外出游玩更是鲜见。他的娱乐生活，便是与秘书、司机等人共度时光，玩一种名为“捉猪”“捉羊”的简单扑克游戏，游戏规则简便，并可累积分数。

我的办公地点位于市委办公楼相邻的隔壁，相隔不过数十步。晚餐过后，柯先生常在宿舍院落中漫步，他常会召唤秘书将我召唤过去，一同散步并探讨问题。他常会询问我诸如：“听闻民众来信提及猪肉价格上涨，你是否曾前往菜市场一探究竟？”“有人指出，市区往来货车空载率高达一半，我们是否可以派遣市社科院的人员进行一番调查？”“关于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书籍，你认为哪个版本更为出色？”等问题。

他鲜少提及饮食娱乐等琐事，亦不涉猎与工作无关的话题。行走间，言谈风生，思想豁达，乐于倾听他人意见，交谈氛围亦轻松自在。

此刻，我猛然领悟，他并非那在主席台上“作秀”的角色，而是一位全神贯注于工作的人。正是这一刻，他回归了那亲切随和的本质。

在诸多场合，柯庆施紧随毛泽东的指引，积极发声；然而，在冷静反思之后，他亦会严谨地开展调查研究。

一个显著的案例发生在1961年初，正值我国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亟待调整。在此背景下，柯某深刻意识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他既对自身曾盲目倡导过高指标的行为感到自责，亦对某些人主张停止“大跃进”的做法持坚定反对态度。

此刻，薄一波递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报告内容缺乏深入分析，仅罗列了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亦颇为悲观。

柯审阅完毕后，便指示我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上钢一厂进行蹲点调研。他一再叮嘱我：务必摸清实际情况，精准找到问题的根源。

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研，我们对产品质量、原材料损耗、企业治理结构以及管理层团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分析与掌握。

在调查过程中，他三次要求我向他详尽汇报情况。此外，他还特意召开市委常委会，令我基于调查中揭示的上钢一厂所存问题，就机构精简及企业管理等议题进行专题报告。

在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柯同志便与我们一起，连同办公厅的同事们，共同商讨并撰写了一篇题为《不断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篇幅较长的理论文章。

在此次调查中，从识别问题到找到解决方案，柯庆施无疑倾注了诸多心血。

柯平日常亦常深入车间，与其他众多领导干部般，仅仅是浏览一番、聆听几句、略作交流便匆匆而过。然而，他在某些方面却显得格外认真。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前往协昌缝纫机厂开展调研，他亲自走访了各个车间，详尽了解了产品质量状况，最终步入厂党委办公室。

这间房间虽小，却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获奖锦旗，涵盖了国家计划的完成、治安维护、环境卫生乃至扫盲工作等各个领域。各厂普遍采取此做法，我亦早已司空见惯。然而，柯庆施的观察却提出了异议，他批评道：“你们在锦旗之下办公，是否就会满足于现状，沉溺于自满之中？”厂里的几位干部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接着，柯具体询问了厂里生产、思想工作、后勤工作情况，边听边指出一些不足之处。临走时说，“我劝你们将那面锦旗撤下，挂在厂区的公共区域。同时，你们应更多地自我反省，找出不足之处，切实加以改进。”

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我的主要职责涵盖了起草、审阅以及全面管理各类文件的起草工作，这其中包括向中央提交的报告、市委发布的文件以及市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

市委领导亲自抓这项工作，文件与报告亦由其代为执笔。理所当然，撰写这些文件和报告，应当由市委领导亲自提炼思想、作出决策。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有些领导对于基层的情况缺乏了解，同时又缺乏独立见解，他们四处探听风向，揣摩中央的最新精神和政策走向，以便迎合上级领导的喜好。因此，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他们频繁修改，反复改动，导致起草者无法确定方向，无从下手。

在我所接触的领导群体中，柯庆施先生堪称思维缜密、见解独到。他总是事先深思熟虑，从领导意图的明确，到整体思路的阐述，再到文稿的修改定稿，全程都保持着坚定的立场，鲜少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在市委常委会对文件进行讨论时，面对某些不合理的意见，他并非一味地将责任推给起草人，而是秉持着择善而从的原则。

不仅如此，柯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亦重视从理论层面提炼并概括相关议题。

回想起1959年，庐山会议落幕之际，柯同志计划面向全市干部就反浪费问题发表一番讲话。我起草了讲话稿，但他认为在思想认识方面阐述还不够透彻。

他提问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哪些著作中更多地论述了反浪费的问题呢？

经过一番思考，我回答道，似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最后一章节中，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

他命我取出书籍，我们边研读边热议，对将要探讨的几个议题在思想认识层面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

某日，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前往上海周边地区考察，毛泽东忽然提问：“柯老，你知道为何称之为上海吗？”柯庆施一时无言以对。

返至办公室，他即刻命我探寻上海地名的来由。一时之间，我陷入了茫茫然，不知从何寻觅。我翻阅了上海县的地方志，却并未发现详尽的记录。

得知此事后，毛泽东微笑着对柯说：“原来上海之地，昔日不过是海滨渔村，既有上海村之称，亦有人称之为下海村。我随后查阅了相关书籍，果真如此。”

柯庆施的生活颇为朴素，除了烟不离口，偶尔小酌几杯陈酿，别无其他特别的喜好。他日以继夜地参加会议，与干部们促膝长谈，更不曾踏入宾馆、酒楼或是娱乐场所。

除了依照规定享有烟、油、肉等特殊物资供应之外，他堪称廉洁自律，与那些热衷于炫耀排场、举办宴席、下乡时铺张浪费的领导干部形成鲜明对比。

柯庆施一家

有一幕情景至今仍深刻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是在春节前夕的一个夜晚，柯邀请我到他家中商讨报告的修订事宜。就在这时，市府一位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手提一只金华大火腿走进屋内。他刚一进门，柯便迫不及待地询问：“这火腿是从何处得来的？”对方还未及回应，柯便脸色严峻，语气严肃地追问。

“还给我，否则打断你腿。”

干部惊恐逃走。

我目睹此景，心中思忖，众人皆言，前往柯庆施府上拜访者寥寥，对他存有几分敬畏与疏离。或许，柯庆施不热衷于拉拢关系、宴请送礼，亦为众人避之不及的缘由之一。

全面评估一个人的确颇具挑战，其思想、工作、生活与品质，宛如一块多棱镜，非得细细揣摩，方能窥见全貌。尽管接触可以增进了解，但所得也不过是零星片段罢了。

有人提出“上海正面临着两条路线的激烈较量，柯庆施则被视为错误路线的代言人”，更有观点指责“柯庆施早在1965年便与‘四人帮’勾结”。然而，我认为这些说法均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且在历史的长河中难以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