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公开发表诗词中，两首词作均以《沁园春》为题。一首名为《沁园春·长沙》，创作于1925年的秋季；另一首则是《沁园春·雪》，完成于1936年的春天。历经风云变幻，十余年光阴流转，毛泽东由湘江之滨踏上了黄河之畔，从一位青年革命者蜕变为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者。历经磨难与辉煌，又过了十年，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在国共两党谈判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将《沁园春·雪》赠与柳亚子，那时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正处于光明与黑暗激烈较量的十字路口。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光明未来的憧憬，他怀揣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无畏的豪情。
“知道了！醒悟了！”
“当此消息传至湘地，革命志士们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摩拳擦掌。”而毛泽东，正是这股“跃跃欲试”的革命浪潮中的一员。
长沙革命党人发起起义，毛泽东毅然报名参军。随着清王朝的退位，他亦退役，重返校园继续深造。他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仅半年的光景，便选择退学自学。然而，在这所学校，他留下了一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全文仅六百字，却赢得了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评价。柳潜的批语长达一百五十字，赞誉毛泽东“才气横溢，未来无可限量”，并称其“练就一手好文章，自是伟大之才，若再加磨砺，其成就更是难以估量”。
毛泽东寓居长沙的湘乡会馆，自行制定了一套自修计划，日复一日，清晨外出，暮色归家，于湖南省立图书馆潜心读书。在此，他研读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约翰·穆勒、赫胥黎以及达尔文的著作，亦涉猎了众多外国历史、地理之书，并欣赏了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佳作。正是在此处，他首次目睹了世界地图。知识的不断更新，使他视野得以拓宽。二十余年后，他仍对那段在省立图书馆自修的半年时光津津乐道，称之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踏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门。翌年二月，第四师范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实现合并。由于四师春季开学，而一师秋季开学，因此，他的师范生涯延续了五年半。1918年四月，毛泽东携手萧子升、蔡和森等人，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同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与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新民学会同仁，为投身法国的勤工俭学事业，乘坐火车从长沙出发，抵达北京，这是他初次离开湖南。
毛泽东未曾踏足法国勤工俭学的道路，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事图书管理工作。据学者们的研究，他的职务被确认为“图书馆书记”，主要职责是负责登记新到书籍与读者姓名。他时常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请教，同时也不遗余力地结交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人物。毛泽东积极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与新闻学研究会，并且经常聆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的新闻课程。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重返长沙，在同学周世钊的引荐下，受聘成为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师。五四运动爆发之际，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遣邓中夏前来长沙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详细介绍了北京的学生运动情况，并共同商讨了恢复与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计划。5月28日，崭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毛泽东更是提议创办《湘江评论》杂志。7月14日，《湘江评论》正式问世，毛泽东担任主编并负责主要撰稿工作。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了四十余篇文章，集撰文、编辑、排版、校对于一身，甚至街头叫卖亦由他独力承担。在修业小学的微薄薪水中，他仅能维持一日三餐，生活简朴至极。当新民学会的易礼容会员造访毛泽东时，不禁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的床铺上布满了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肆意穿梭，每只都显得腹鼓肚圆。然而，在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却异常充实，激荡的热情已挣脱思想的束缚，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更是锋芒毕露，振聋发聩。
“时机已至！世界之洪流愈发激荡！洞庭湖的闸门已然启动，并敞开！汹涌澎湃的新思想已在湘江之畔汹涌奔腾！顺应者生，逆行者亡。”
“嘿！醒悟的时刻已至！这世间，便是我们的世界。国家属于我们，社会属于我们。若无人发声，那便由我们来发声；若无人行动，那便由我们迈出步伐。时不我待，民众的力量必须迅速集结，我们应当积极投身其中！”
《湘江评论》诸多佳作，屡次被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报刊竞相转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曾挥毫赞誉：“《湘江评论》之佳处，在于其议论之独到。尤其是第二、三、四期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视野开阔，论述犀利，堪称当代文坛的瑰宝。”此文作者毛泽东，正是以其投身社会运动的起点便扎根于民众之中，此一初心，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皖系军阀张敬尧执掌湖南政权的时期，他劣迹昭彰，恶行累累，激起了湖南民众的强烈愤慨。1918年12月6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了旨在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核心领导者。到了次年12月18日，毛泽东带领湖南驱张代表团抵达了北京。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支持驱张运动的文字，并在京、津、沪、汉等地的报刊上公开发表。他的名字频繁见诸媒体，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能逐渐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
问大地，谁掌沉浮？
1920年六月，毛泽东莅临上海期间，特地拜访陈独秀，就湖南的改造与建设事宜请教。彼时，陈独秀等人正积极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此次上海之行，毛泽东受益匪浅。在与陈独秀深入交流关于“所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话题时，“陈独秀所阐述的信仰之词”，给处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时期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十一月，毛泽东受陈独秀、李达之托，于长沙着手组织建立共产党，并同步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创立了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推广与宣传。1921年夏季，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重返长沙，并被聘任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师。借助船山学社的场所与资金支持，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同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省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了支部书记一职。
1922年五月，中共湖南省党支部得以壮大，进而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该委员会的书记。与此同时，他亦身兼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的书记一职。毛泽东同志引领湖南工人，成功创办工会组织，坚定捍卫工人权益，并推动工人罢工运动，其英勇行为受到了陈独秀同志的高度赞扬。次年一月初，陈独秀同志决定将毛泽东同志调至中共中央，以期协助其筹备中共三大的召开。
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成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同时担任中央局委员与中央局秘书的要职。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浪潮中，九月间，毛泽东应中共中央之命，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的身份返回长沙，肩负起指导建立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的重任。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长沙、常德、衡阳等地陆续成立了国民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应运而生，使得湖南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全国范围内国民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成熟的省份之一。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成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大会结束后，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叶楚伧等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的重要职务。毛泽东则担任了组织部秘书一职，并兼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作为上海执行部的三位常务委员之一，叶楚伧在两位同仁不在上海的期间，实际上肩负起了该部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毛泽东已崛起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共产党人与叶楚伧等右派之间的斗争已公开化。当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途中经过上海时，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向孙中山递交了包括自己在内共十四人的联名信，信中反映了上海执行部存在的问题，并恳请派遣代表予以解决。然而，由于孙中山事务繁重且正值病中，未能腾出时间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便想方设法，将毛泽东驱逐出上海。毛泽东也因劳累过度而身体不适，于12月请假返回湖南休养。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携同夫人杨开慧及两个儿子自长沙返抵韶山冲。在此休假期间，他走亲访友，深入社会调查，敏锐地观察到湖南农民的强烈战斗力。鉴于此，他毅然创办了农民夜校。在此基础上，他秘密组建了农民协会，并进一步选拔其中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在韶山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支部。
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深切关注着农民们的根本利益。当年七月，韶山遭遇严重旱灾，田野干涸龟裂。正值青黄不接，颗粒无收之际，众多农家谷物歉收，嗷嗷待哺。而地主豪绅却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米价。毛泽东遂召集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的骨干力量召开会议，决议动员农民群众，迫使地主豪绅开仓以平价出售粮食。
当地豪绅、团防局长成胥生断然拒绝，竟意图将稻谷外运，企图以高价谋取巨额利润。毛泽东闻讯后，即刻指示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率领数百名农民，当夜紧急行动，阻拦成胥生的稻谷起运。在压力之下，成胥生不得不开仓平价出售稻谷，其他地主亦纷纷效仿。此事件遂成为韶山历史上颇具盛名的一次“平粜阻禁”抗争。
成胥生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悄悄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密报给湖南省长赵恒惕。8月28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立即抓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看到这封密电，赶忙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去韶山。毛泽东得信后即离开韶山，由农民护送到长沙。
◆《沁园春·长沙》
九月，毛泽东接到通知，需前往广州参与筹备国民党二大的相关事宜。在踏上征程之前，他独自一人来到了橘子洲头。在那里，寒意袭人的秋风呼啸而过，岳麓山上的枫叶层层叠叠，将整个山峦染上了一抹鲜艳的红色。湘江水悠悠北流，大小船只穿梭其间，竞相遨游。在这辽阔无垠的天地间，毛泽东心中波涛汹涌，于是轻声吟唱起一阕《沁园春·长沙》：
寒秋独立，湘江之畔，橘子洲头。望群山红遍，林涛层叠；江水碧绿，舟船竞发。雄鹰翱翔天际，鱼儿戏水浅滩，万物霜天共自由。怀古之情油然而生，遥问苍茫大地，谁掌沉浮之权？携伴游历往事，回忆往昔岁月如烟。正值青春年少，风姿焕发；才子意气风发，笔锋犀利。指点江山，挥毫泼墨，昔日豪杰如云。还记得吗？在那激流中奋力划水，波浪阻挡不住飞舟前行。
即将告别长沙，毛泽东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思绪。在这片湖南的土地上，湖南一师那段辉煌岁月的印记，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他依然铭记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壮志，以这样的雄姿，踏上了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挑战。
数风流，看今朝。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大会通过了重要决议，决定继续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肩负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重任。然而，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下令对共产党人进行通缉，毛泽东的名字赫然位列其中，排名第十二位。自此，蒋介石对革命力量展开了残酷的镇压。至1928年上半年，已有三十三万七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而到了1932年之前，这一数字更是攀升至一百万以上。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于武汉紧急召开会议，针对大革命遭受挫折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体战略。会议结束后，瞿秋白热切期望毛泽东能够留在中央机关继续工作，然而，毛泽东却坚定地表示：“我不愿投身于繁华的大都市，居住于高楼大厦之中，我更愿意深入农村，与山林中的绿林朋友为伍。”返抵长沙后，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在筹备湘南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当与南昌起义有所区别，“我们不应再高举国民党的旗帜，而应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沦为军阀的旗帜，唯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旗帜”。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的起义队伍展开了英勇斗争。面对城市攻城的失败，起义军果断转向南方。至10月，部队抵达井冈山，由此开启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征程，并在湘赣边界实施了工农武装割据。然而，斗争过程充满艰辛，部分人不禁发出“红旗究竟能坚持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致林彪的复信中给予了明确回应，并以诗意的笔触展望了中国革命宏伟壮阔的未来：
“此乃一艘伫立于海岸，遥望海天交际处，桅杆尖头已隐约可见的远航船只；它亦是一轮矗立于高山之巅，东方地平线已初露光芒，喷薄欲出的朝阳；亦或是一个在母腹中躁动不安，即将降生的婴儿。”
自1931年赣南会议以来，直至长征启程之际，毛泽东屡遭排挤，处境困顿。他一度被边缘化，甚至丧失了职务。然而，这段艰苦的历程也使毛泽东受益良多。1962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扩大会上，他感慨地说：“在我看来，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降职和调动，都具有其积极作用，它们能够锤炼革命意志，深入调查与研究众多新情况，从而丰富有益的知识。我个人也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
1934年10月，鉴于博古和李德所执行的错误“左”倾军事方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失败告终，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启动战略撤退。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人数从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分别在通道、黎平和猴场召开了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决定转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地区前进。同时，对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独断专行的做法进行了纠正，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功纠正了博古、李德所犯的军事路线错误。此次会议决定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撤销了三人团及其指挥权，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也随之被取消。此举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以及中国革命，为长征的胜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历经重重围堵与追击，终获胜利，抵达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在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长征一旦告捷，崭新的历史篇章便徐徐展开。”而这新篇章，便是全民族共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运动。
1936年二月之初，毛泽东与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主力抵达陕北的清涧县袁家沟。彼时，他们正筹备东渡黄河，投身抗日前线。袁家沟位于黄河西畔，与山西遥遥相望，东临滔滔黄河，西濒无定河。一场大雪过后，天地更显辽阔，山川更加雄伟。毛泽东在此沉浸在雪的浪漫遐思之中，视野开阔，思绪穿越古今，遂即兴吟咏出《沁园春·雪》。
“北国的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远眺长城内外，只见一片苍茫；黄河上下，波涛不再汹涌。山峦如舞动的银蛇，高原上奔跑的蜡象，似乎要与天公一较高下。待到晴朗之日，观赏那红装与素裹，更是分外娇艳。如此江山，引得无数英雄竞相倾倒。遗憾的是，秦皇汉武，文采略逊一筹；唐宗宋祖，风骚稍逊一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知道弯弓射大雕。往事如烟，那些风流人物，终究已成为过去，今日的风云人物，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雪，象征着反封建主义，揭露了两千年来封建主义的一面反动性。文采与风骚，唯有如此，须知这是在创作诗歌啊！岂能对这些人物进行诽谤？其他解读均不恰当。末尾三句，指的是无产阶级。”
“无非一念救苍生”
在全面抗战的烽火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共发起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共歼灭日伪军达一百七十一万四千名，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名。同时，缴获各种枪械六十九万四千余件，各类火炮一千八百余门。随着抗日战争的落幕，中共党员队伍壮大至一百二十余万人，人民军队扩充至一百三十二万人，民兵队伍则增至二百六十万人；我党领导建立起十九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总面积达到了一百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近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告胜利，然而这一成果在蒋介石看来却显得尤为突兀。彼时，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尚处于西南一隅，调兵遣将之举颇为棘手。然而，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却率先获得了接受日军投降的先机。于是，蒋介石接连下达数道命令，一方面要求中共武装力量原地驻防，静待进一步指示；另一方面，则命国民党军主力加紧推进，积极扩张战果。甚至，他还下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仅接受国民党军的收编。
完成相关步骤后，蒋介石于8月14日至23日期间，连续三次致电，诚挚邀请毛泽东莅临重庆进行谈判。毛泽东亦相应地三次回电，回应蒋介石的邀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召开了扩大会议，并作出决议，指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进行谈判。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
“此行旨在掌握先机。必须充分预见到蒋介石可能强迫我们签订城下之盟的风险，然而，握笔签字的权力掌握在我方手中。在我党历史上，除了何鸣事件，我们从未轻易缴械投降。鉴于我们有实力、民众的支持、蒋介石自身面临的困境以及外界的干预这四大有利条件，此次出行有望解决诸多问题。”
1949年8月，毛泽东与柳亚子相聚一堂。
1936年2月，毛泽东创作了《沁园春·雪》，然而在随后的十年里，这首诗几乎鲜为人知。其传播与影响力的初现，则始于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与柳亚子相交已久，两人情谊深厚。在柳亚子编辑《民国诗选》之际，他曾誊写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并请其斧正。不料，毛泽东却将《沁园春·雪》抄录相赠，作为回礼。
柳亚子在得见此词后，不禁赞叹不已，认为毛泽东的词作堪称中国词史上的巅峰之作，即便是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家也难以与之匹敌。这首词在山城间流传广泛，传抄不已。《新民报》晚刊于11月14日将此词公之于众，并在评论中称赞《沁园春·雪》风格独特，情感丰富，其气势宏大更是无人能比。
“昔日，国共两党力量悬殊，国力强盛而共产党相对弱小。如今，这一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国共力量趋于均衡，并正逐步演变为共产党力量逐渐强盛，国民党力量相对减弱的趋势。我党已成为抗日救国的关键力量。”“展望未来，若能在数年之后组建起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之众、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同时确保有充足的粮食和日用品供应，且无需过度负担，我们便能牢牢掌握中国的命运。”
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直至重庆谈判，历经沧桑风云二十载，中国革命踏过一段充满苦难与辉煌的征程。尽管毛泽东预见到重庆谈判将是一场“无果之局”，但他依然决意前往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理由是“凭借我们的力量、全国人民的拥护、蒋介石自身的困境以及外界的干预这四大因素，此次赴渝谈判仍有解决部分问题的可能”。
毛泽东亲赴重庆，旨在阐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殷切期望，坚定地把握住“和平、民主、团结”的大旗，在政治领域掌握了主动。毛泽东曾言：“此次谈判成果颇丰。国民党已接受和平团结的原则，并承认了部分人民的民主权益，以及避免内战，实现两党和平携手共建新中国的承诺。”
“我有田地作主宰，无拘无束为民谋。重庆官场尽是贪官，延安处处似黄金。炸桥毁路以促团结，占地夺城乃斗争之途。哀鸿遍野，满城皆是血泪，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救苍生的一念之间。”
面对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的无理要求，即要求中共放弃解放区，毛泽东断然予以拒绝。这是因为解放区的农民拥有土地，他们是真正的主人。相较之下，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官员贪婪成风，被称为“墨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那里是“众人一心，黄土也能变金”。在这里，政治清正，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即便是一贫如洗的土地，也能焕发出无尽的财富。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当归属于人民。”然而，蒋介石却公然伸手争夺胜利的果实。“夺地争城”所体现的，正是保卫胜利果实、维护人民权益的斗争。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沦陷区“遍地哀鸿，满城鲜血”。毛泽东以极大的勇气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一决定也正是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拯救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