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松花江面已冻作厚厚的冰层，哈尔滨站的站牌在呼啸寒风里晃动。一列军列缓缓进站，车门打开，一群披着旧棉大衣的年轻战士跳下月台，其中就有22岁的谭国玉。谁也想不到，短短数月后，这位一路从东北打到华南的四野老兵，会在课堂上被数学公式折磨得满脸通红。

那年春节还没到，部队提前动员了一批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去接受“现代科学火种”。哈军工刚刚挂牌，临时校舍是前中东铁路的红砖楼，窗户缝里灌着冷风，黑板却写满了导数与化学键。教室里坐的，有正儿八经的高中生，也有像谭国玉这样的连初中课本都没摸全的人。对后者而言，希腊字母比冲锋号更陌生。

谭国玉本来没想着读“洋书”。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时，他亲眼看着缴获的汽车因无人会修只好炸毁，心疼得直跺脚。战事一结束，他主动报名参加扫盲，可扫盲班刚结业，上级又说要送他进“速成中学”。结果汽车停在哈尔滨时，他才发现那所谓的“速成中学”，其实是全国最拔尖的军事工程学院。弄错地点已成定局，想退也退不回去了。

两周后，高中物理预备课一开讲，他彻底慌了神。摩擦系数、分子式、拉格朗日都听不懂，作业空白成了常态。摸底测试更惨：五门功课，四门亮红灯，一门勉强挂在及格线上。系里点名批评，说他“文化水平过低，影响教学进度”。谭国玉扛过爆破，扛过穿插，却扛不动黑板上的一连串未知数。他给原部队写信，恳求回去当连指导员，“打仗总比坐教室里好受”。

正在他收拾铺盖时，院长室来人：“陈赓院长让你过去。”这位新中国的上将正为学员的入学状况发愁。见面没寒暄，陈赓直接开口：“小谭，你想溜？”谭国玉低头：“报告院长，我底子太薄，学不起。”陈赓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打仗你说人在阵地在，读书却拔腿跑？不行，你死也得死在哈尔滨！”

这句直白而粗犷的话生生把谭国玉按在了学校。接下来的夜晚，教学楼、地下室、锅炉房轮流亮起小手电的光束，那是他翻教材时的影子。班干部查铺常常发现床板空着，久而久之传出“谭国玉又失踪”的笑谈。医生几次开了“强制休息”条，他却放下病号服又钻进教室。有人计算过，他平均每天睡不到两小时。

付出并不马上见效。第一次月考，他仍旧挂了两门。按照苏联顾问订下的硬杠子，只要一门不及格就得卷铺盖。副院长刘居英咬牙抗住压力，把谭国玉留成“预读生”，期限一年。消息一出，异样目光落在他身上，课堂后排嘀咕声此起彼伏。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更是直言：“这个兵不配穿学士服。”

逆风更激起当兵人的血性。谭国玉开始“抄作业”——不是抄答案，而是抄同学的学习方法。谁笔记条理清晰，他坐后排偷看；谁公式推导流畅，他课后追着请教。渐渐地，概念有了轮廓，习题也能写出第一行步骤。再次测验，他把原先的3分拉到50分。虽然只差一线，但班里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位“落后典型”真在往前冲。

转折点落在第二学期的大物理考试。监考席上坐着的正是克拉西霍夫，他特地多抽了两张题卡，摆明了要看笑话。答题结束后，他皱眉核分，5分满分，谭国玉连拿三个5分。教室瞬间鸦雀无声，苏联专家盯着答卷良久，才闷声说了句：“再考一次。”结果依旧。那天的消息传遍校园，学生食堂炸成一锅粥，连食堂大妈都指着谭国玉感慨：“这小子真能拚。”

陈赓听闻后，先是大笑，随即把人唤到办公室：“现在可不能歇气，越难的关越得顶上。”话虽如此，他还是递过一个暖瓶，“夜里别再跑去锅炉房，身子要紧。”

1954年夏，结业考核出分，谭国玉所有课程全部过线，几科还拿了优秀。他的学号前第一次出现红色五角星。两年前那个对牛顿定律呆若木鸡的老兵，如今能流利推导平动刚体方程。刘居英拍着表格，对周围人半调侃地说：“这就是解放军的算法——掉队的能冲到前头！”曾经质疑他的克拉西霍夫也改变了口风，替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为后来赴苏深造铺了路。

留苏归来后，谭国玉担任总参工程兵副部长，主持过多项国防工程建设。1986年，他出任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整顿教学与科研，尤其重视“战场需求与工程技术”的结合。有人问他最难忘的人和事，他想了想，“如果当年陈院长让步，我现在还在营房里，哪有机会来研究火箭洞库？”

不少学者总结谭国玉的成长轨迹，都绕不开那句硬邦邦的话——“死也得死在哈尔滨”。一句话，扛起了一个人，也托起了一个时代对于“知识强军”的决心。若非如此执拗，一名普通指导员也许仍在营盘数着连队枪支；正因为这份执拗，后来才有工程兵跨江筑桥、飞速抢险的身影，也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技版图里一枚闪亮的名字——谭国玉。